最近这段时间在外交场合极度招摇的韩国总统尹锡悦又按捺不住了。趁着访问美国的大好机会，尹锡悦这几天接受了《华盛顿邮报》的采访，并在采访中就诸多当下的热点话题发表了自己的高论。
其中，在谈及日韩关系时，尹锡悦着重强调了日韩亲善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并且他还干了一件此前从未有韩国总统干过，甚至就连曾经和侵华日寇禽兽同列的朴正熙都没有干过的事情——在完全不清楚日方回应的情况下，仅凭一句话就宽恕了韩国的百年国耻。
新闻截图
尹锡悦是这么说的：“在过去100年来，欧洲先后爆发了几次战争，但最后，交战各国都找到了面向未来的合作方式。所以我认为，要求日本下跪请求（韩国）宽恕的想法，是不可接受的。”
这不是尹锡悦在对日历史问题上头一回表现得这么“宽容大度”了。早在今年3月，在启程访问日本之前，尹锡悦在接受采访时也曾表示，“日本已经深刻反省，而且也衷心道歉了”，韩国人没必要再揪着过去不放。考虑到当前的国际形势，日韩两国加强合作才是当务之急，所以，无论是韩国国民也好，日本国民也罢，大家都应该冰释前嫌，共同迈向未来。
我不知道尹锡悦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个人目的要对日本如此谄媚，说实话我也不关心。但是，抗日战争并不仅仅是韩国人的战争，我们中国人作为当年被日寇压迫得最深的受害群体，完全有资格也有义务在这个关乎大是大非的历史问题上站出来说两句。
顺便，我也想借此告诉韩国人民：苦难就是苦难，无论是中国的受害者，还是韩国的受害者，大家那苦难的脸上流淌的都是一样的血泪，这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强加给我们所有人的血泪，是再昂贵精美的话术和化妆品也不能粉饰的。
一、日本人没说要跪，跪的是尹锡悦自己
1927年，鲁迅先生曾经在他的著作《无声的中国》中写下过这样一段文字：“中国人的性情总是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说在这里开一个天窗，大家一定是不允许的，但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天窗了。”
这个说法被后世总结出了一个“拆屋理论”，简单来说，你如果想让对方配合你做一件事情，首先应该狮子大开口，一下子先把对方的血压计给飙上去，然后再退而求其次，假装以让步的姿态提出缓和得多的主张，步步蚕食，这样对方就更有可能会作出妥协。
尹锡悦
我不知道尹锡悦和他总统办公室里头负责公关的官员有没有看过鲁迅先生的这本著作，但是，很显然，“拆屋理论”并不只在当年的中国，在如今的韩国看来也是适用的。
首先，我们要搞清楚一个大前提，“日本应该下跪请求宽恕的想法是不可接受的”这句话的主语虽然是日本，但是尹锡悦的喊话对象并不是日本政府和民众，而是韩国的国内舆论，尤其是那些在对日议题上一直在和他针锋相对的在野党所推助的舆论。尹锡悦看似是在替日寇的侵略行径洗地，实际上他只是在借此解构韩国进步派的主张，把道德制高点上的星条旗抢占到自己这边来而已。
东亚几个国家都处在中华文化圈的辐射范围之内，都是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国家，“下跪”这两个字究竟意味着什么，其他地方的人未必能体会，但是中日朝韩几国的老百姓不可能不清楚。就是真心悔过，表达歉意的方式也有很多种，但凡是个讲点道理的人，都不至于一上来就把下跪这种顶格的谢罪方式拿出来说事。
就算韩国的民间舆论再怎么偏激，韩国的进步派再怎么看日本不顺眼，我认为韩国也不可能真的在对日外交中把“下跪”二字写在声明中，更别说要求日本首相真的给韩国跪一个了。
作为同样遭受过日寇铁蹄践踏的受害国家的民众，我完全有理由相信，许多韩国民众和韩国的进步派都是愿意，而且可以讲道理的，他们对日本的要求并没有尹锡悦说的那么过分，韩国人民想要的和中国人民一样，无非就是日本一个真诚的悔过而已。我们不需要哪个日本首相朝我们弯下他那宝贵的膝盖，我们要的是一颗诚心，如果心思不纯，那你别说是下跪，你就算把肠子都剖出来也没用。
安放在韩国公园内的慰安妇雕像
搞明白了这个大前提，我们就可以搞清楚：尹锡悦的说法纯属是自己画了个靶子自己打。他不是不清楚“下跪”这个概念在如今的日韩关系中根本不具备可操作性，他是太清楚了。但是他如果不用“下跪”二字把韩国对日情绪的天花板给炸开的话，又怎么能在一直掣肘他的反对派的舆论防线上开一扇天窗呢？这扇天窗要是开不了，他又怎么能够响应美国的号召，在亚太地区推行“亲美亲日联合西方，反俄反朝孤立中国”的策略呢？
二、韩国不是波兰，日本也没有勃兰特
尹锡悦在接受美媒采访的过程中，特意提到了欧洲，提到了欧洲在过去100年来经历的几次战争，还说什么“交战国都找到了面向未来的合作方式”。
看到这里，其实就算我不说，大家多多少少应该也能看出来了。虽然没有点破，但我觉得尹锡悦话里话外影射的参照对象，就是1970年跪倒在华沙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的西德总理勃兰特。
勃兰特这一跪，不仅为他跪出了个诺贝尔和平奖，也为二战后一直笼罩在纳粹余孽的阴霾之下的西德政府，赚回了一笔宝贵的舆论财富。借着这笔财富，西德，这块西方世界曾经的道德洼地，在后来的几十年里逐渐走出了低谷，并在两德合并、冷战结束后一跃站上了道德制高点。现在，德国政府不仅可以心安理得地把纳粹的罪孽抛诸脑后，而且还有闲心去到处指责像中俄等国家。
对于勃兰特的华沙之跪，后世的评价始终是比较积极正面的，在我们国内也一样。不少中国网友时常会感慨，说日本就是少了个勃兰特。要是当年田中角荣来华也能鼓起勇气去雨花台跪一个，哪怕是鞠个躬，历史问题的这道坎子，中日两国也不至于像今天这么难迈。
勃兰特华沙之跪
说实话，我不太认可这种观点。首先，西德出了那么多总理，为什么偏偏是由勃兰特完成华沙之跪呢？因为勃兰特本身的背景就非常特殊。二战欧洲战争打得最焦灼的那会儿，勃兰特可是一直在积极从事坚决的反法西斯活动的，为此甚至还被纳粹抓进了集中营，九死一生，差点连命都丢了。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经历摆在这儿，所以大家才愿意相信，相信勃兰特是发自真心地为纳粹德国干过的腌臜事感到忏悔的，而不是什么投机的政治作秀。要是换作勃兰特之前的上一任西德总理，曾经在戈培尔手底下干过纳粹宣传部长的库尔特·乔治·基辛格，让这种人来到华沙犹太人死难者的纪念碑前跪一个，恐怕华沙之跪的可信度、含金量和宣传效力就要逊色得多了。
其次，勃兰特这一跪之所以能换回一座诺贝尔和平奖，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当时国际上的政治大气候的影响。说得直白一点，当时西德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允许你跪，不仅有愿意看你跪的想法，而且还有逼着你跪的实力。
可是现在的韩国，你尹锡悦有逼着日本向你下跪的实力吗？你能争取到美国要求日本向你下跪的国际环境吗？都没有，所以“下跪”这两个字从尹锡悦的嘴里说出来的时候，就远远没有勃兰特表现得那么具有张力，不仅没有，反倒还因为掩耳盗铃得太过明显，所以显得尤为滑稽可笑。
三、尹锡悦所谓的宽恕，在日本看来不过是羞辱
我知道，尹锡悦当着美国媒体的面这么说，除了是想膈应韩国国内反对他的势力之外，还想顺应美国的号召，也想讨好日本。可是，正如我前面提到过的那样，“下跪”这个词的含义在中华文化圈里头是高度取同的，你觉得你拆了屋顶再开一扇窗很聪明，日本可未必会因为你的所谓善意和体贴而对你尹锡悦感恩戴德。
要是日本政府从来就没想过要就曾经的侵略罪行向韩国真心悔过，别说是“免跪声明”了，你尹锡悦就算只是说出了在词措上要缓和得多的其他说法，比如“日本已经认过错了，我们不应该再揪着不放了”“日本已经反省过了，我们也应该得饶人处且饶人”，日本那边也是一样不会领情的。
不光不会领情，这些日本人反倒还有可能会被尹锡悦的自作聪明激怒：“谁跟你说日本错了？谁跟你说日本要反省了？谁要给你们韩国下跪了？那是日本的责任吗？日本就没欠韩国的债，轮得着你尹锡悦来偿还吗？”
尹锡悦向日本国旗鞠躬
你尹锡悦怎么想只是你自己的事，你嘴上说的是宽容，传到日本人的耳朵里，没准就成了羞辱了。韩国不仅会因此丢掉利益，而且还要丢掉自己的立场。
受害者和加害者不是不能共情，但是这种共情必须是双向的，如果人家压根就没搭理你，压根就没觉得自己做错了，你把你的右脸再伸出去，能换回来的也只是另一巴掌罢了。
而且，退一万步说，就算日本人表面上愿意买尹锡悦的这个人情，那又如何？在尹锡悦上一次冲日本国旗弯腰鞠躬之后，日本方面是怎么回报他的宽宏大量的呢？以文化教育这块为例，日本教育部先是宣布要修改小学教材，完全按照日方说法来构筑对日韩两国目前还存在领土争议的独岛（日称竹岛）的话语权，摒弃了往日的模糊空间，争取从下一代开始，将这座小岛的思想钢印完全刻进日本人的脑子里。
其次，是进一步淡化日韩两国争执了多年的强征劳工问题，不再使用“掳掠”和“强征”等负面意味强烈的贬义词，而是改成了“动员”和“调遣”等情感色彩不明显的中性词。
有了这样的前车之鉴，我甚至已经能够想象出，在尹锡悦说完“我不能接受日本要为一个世纪前发生的事情下跪的想法”这番高论之外，日本那边会怎样变着法子来“回报”他的大恩大德了。没准再过几年，就该是日本首相要求韩国总统到东京来，就韩国过去几十年来发表的种种关于日本的“错误言论”，下跪道歉了。
结语：不要将遗忘当成了原谅，否则那就是背叛
今天的这个话题是由尹锡悦的谬论引起的，但是最后我想站在我们中国人的角度，谈谈我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思考。
我知道，尹锡悦之所以敢于公开把这番话说出来，肯定是有他自己的底气的，这份底气不光来自美日，而且也来自韩国国内无法忽视的一股亲美亲日的右翼反动势力。甚至就连在风气普遍反日的韩国民间，自始至终也有那么一撮屁股长歪的人，一直在想方设法地推进所谓的日韩亲善进程。
这种情况并不只有韩国有，这些年我在我们的舆论场上见得太多了。所以就算现在国内网络上冒出一些个对尹锡悦的言论不置可否，甚至是表示同情和支持的声音，我也不感到奇怪，因为这个现象不是今天才出现的，而是一直就存在着。
但是，对，我又要说到但是了。存在，并不意味着就合理，我不知道尹锡悦现在说的话到底还能不能代表韩国最广大民众的声音，但是我相信，他的话肯定代表不了中国最广大民众的声音。
勃兰特只是去华沙跪了犹太人死难者的纪念碑，可纵观二战中的整个欧洲战场，被纳粹德国欠下最多血债的受害者群体并不是犹太人，而是苏联人；被纳粹德国的战车履带碾碎了最多无辜骨肉的国家也不是波兰，而是苏联。那么多苏联军民倒在纳粹的屠刀之下，德国的政客要跪为什么不去莫斯科跪？为什么不去斯大林格勒跪？为什么偏偏就挑选了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中最薄弱的波兰这一环去跪？
说白了，不还是掂轻怕重，避重就轻，不敢直视自己曾经犯下过的最深重的罪孽吗？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就算哪一天真冒出了一个日本首相敢顺着尹锡悦给的杆子往上爬，跑去韩国“噗通”一声跪下了，我们中国人也没必要，更不应该把这件事情当成是自我反思的催化剂。冤有头债有主，用几千万中国人的鲜血写下的债书，本来就不存在什么代偿的方式。
我们中国人从没指望过会有哪位神仙皇帝替我们讨回这个公道，所以我们也不会因为谁在其他国家的政治作秀而自发地完成心理代偿。
你尹锡悦没有资格替任何受害者去原谅，如果这就是你的政府在对待大是大非问题时的最终态度，那我认为，我们中国人民完全可以代表所有遭受过日本帝国主义压迫的受害者发出这样的呼喊：
你们不愿伸张的正义，我们会伸张；你们不敢讨要的公平，我们会讨要；你们不能追究的责任，我们会追究；你们不想争取的权利，我们会争取。
我们不光要自己争取，我们还要替那些曾经惨死在日寇刺刀之下的朝鲜人民争取，替那些还在同日韩反动势力做斗争的韩国百姓争取，替千千万万遭受过日本帝国主义的欺凌却无力还击的被压迫者争取。
宽恕的前提是诚心的悔过，除非加害者愿意主动满足这个前提条件，否则无论是哪一群受害者的子孙，都没有资格轻易说出原谅二字。如果说出了，那也不是在替100年前的先烈洗刷耻辱，更不是在为100年后的后人卸下历史包袱。因为这不是包容，是遗忘，而遗忘，就意味着背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