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美国乃至整个西方对于中国军事能力迅速成长的关键认知之一，便是中国空、海力量的快速发展，如中国掌握并成建制列装第四代隐形战机，抹平与美国的代差。

歼-20型战斗机从 研制、试飞到列装的效率之高，似乎是弯道超车的一次体现，但其背后实为 由战略高层、军队、基础科研、军事工业体系及相关系统所组成的整个庞大 体系在国防战略定位、军事作战思想、科学基础研究、技术储备与研发、工程项目管理、人员培养等诸多领域的长期积累。而其之所以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列装部队，并使中国空中力量的技术水平一跃成为全球最前列水准，也得益于几十年来一系列关键子系统和系统整合方面的积淀。例如，经过歼-9icon、 歼-10的积累，成都601所对于鸭式布局的整体气动设计水平达到了世界一流，保障了在关键部件 (如发动机)无法与美国等强国抗衡的前提下，对歼-20的整体气动设计实现了系统优化。而军用电子工业、隐身设计、风洞群建 设的长期积淀为该型机的航电水平、隐身要求、超巡、超机动能力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和迭代条件。

可以说，不存在任何无源无本的“井喷式发展”，而传统军事竞争视角在关注现时段、静态竞争的同时，往往忽略竞争、能力演化过程，忽视未来潜在的改变在当下已出现的趋势。军事体系演进真正实现革命性的变化则是典型的量变引发质变过程，但如缺乏坚实基础和长期积累，实现整体赶超则是不可能的。显性军事竞争视角将关注点置于当下，而大国军事竞争又意味着隐性竞争存在于数十年间的方向选择、成本投入、系统管理与评估，是一项长期系统工程。当然由于其 中包含 “方向选择”问题，大国军事竞争也的确存在局部后发优势或弯道超车的情况。例如，中国的米波反隐身雷达设计依靠的便是新的雷达体制，而由于美国过去长期对反隐身没有战术需求，并未在该领域做过认真的投资和积累。以海军为例，目前美国的反隐身路线主要体现AN/SPY-6雷达， 其基本方式就是提高这款S波段相控阵雷达的能量孔径积，虽简单可靠但成本高昂，在这方面中国的体制是领先的。

大国军事竞争是具有天然的长期性、非线性、演化性和隐性特征。全谱系、大规模的竞争所呈现的是整体积累与能力转化，这一积累和转化能力才是竞争核心所在。现在，一些发达国家高度重视推进高投入、高风险、高回报的前沿科技创新，发展能够大幅提升军事能力优势的“一招鲜”。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中国、美国、俄罗斯等军事力量不仅继续发展以洲际导弹、战略核潜艇和远程轰炸机为代表的“三位一体”核武库，而且还发展了高超音速武器和网络战。特别是一些“杀手锏”，虽然造价不高，但却能对美军航母战斗群、先进军事卫星等造成致命威胁，比如中国的反舰弹道导弹、反卫星武器、高能微波武器、电磁脉冲武器，这些新型不对称武器或能摧毁美军的军事力量。在最近的一些国际军演中，信息栅格技术、移动宽带技术、物联网技术、云计算技术、全维信息感知技术，应有尽有。世界主要军事强国也在加紧对云计算等军事智能技术的应用研究，以期将信息优势转化为决策优势、作战优势，实现向“网络中心战”转型。

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可以大大降低军事训练成本、人员后勤成本，提高军事效率，这是任何一个军事实体都必须接受的未来。但目前的研究与应用还处于初级阶段，目标定位与识别技术、自主攻击技术、分布式作战或蜂群作战、作战机器人等前沿技术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人工智能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广泛应用，必将催生新的作战力量，颠覆传统的战争模式，推动战争向智能化的方向发展。“云端大脑”“数字参谋”“虚拟仓库”等智能作战力量将在未来的战争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也将深刻地改变现代战争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