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工作才算是好工作？这是我在过去两年采访众多职场人士时，最常听到的问题。他们的选择，如同镜子一般，映射出当下社会的价值取向。
高校应届生的毕业季，总是充满了焦虑与期待。2023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将达到1158万人，同比增加82万人。曾经的“金三银四”“金九银十”就业高峰似乎已悄然远去，许多求职者投出上百份简历，却如同石沉大海，鲜有回音。
面对就业的压力，许多本科生选择继续深造，但考研的道路同样竞争激烈。一位2022届毕业生告诉我，她宿舍的六个人都在考研，竞争之激烈可见一斑。全国考研报名人数逐年攀升，从457万人增至474万人，达到了历史报考人数最高峰。
在这个“考试大国”的时代背景下，体制内的工作成为了许多人眼中的“香饽饽”。稳定、公平、固定的工作时间等因素使得考公、考编成为了热门选择。一位35岁的二胎妈妈选择考公，是因为在育儿几年后，她几乎找不到其他工作，考公成为了她唯一的“公平渠道”。而一位连续考公多年的90后则表示，他选择体制内工作的主要原因是能有固定的“工作外时间”，用于追求自己的兴趣爱好。
与此同时，互联网大厂则代表着另一种“好工作”的典范。虽然工作强度大，但收入可观、职位体面，且具有一定的精英色彩。进入互联网大厂成为了许多名校青年的热门选择，而那些因学历等原因无法进入大厂的年轻人，则愿意选择大厂的“外包”岗位作为跳板。
根据脉脉发布的《人才吸引力报告》，互联网仍是最大的人才流入行业，但在工作幸福感方面，互联网人的幸福度却垫底。前程无忧发布的《2022职业倦怠报告》显示，只有12%的职场人能从工作中获得快乐，职场倦怠指数高达68.4%。
倦怠感一方面来自于过劳，另一方面则源于一种“荒芜感”。许多坐在办公室里的工作看似光鲜亮丽，实则充满了无尽的重复劳动、繁琐的办事流程以及复杂的人际关系。这种“不在流水线，却仍是一颗螺丝钉”的感受导致了意义感的丧失，使得许多人开始质疑所谓的“好工作”。
在这个价值多元的时代背景下，一个既能满足生存所需，又能带来精神满足的“好工作”似乎变得越来越遥不可及。我们不禁要问：逃离工位以后，我们真的能摆脱工作倦怠吗？或许，真正的答案并不在于工作本身，而在于我们如何重新定义工作的意义和价值，寻找那份让自己真正满意和幸福的“好工作”。
在探讨工作的正当性时，我们可以从齐格蒙特·鲍曼的观点出发，深入探讨工作伦理的演变及其背后的社会现象。鲍曼指出，自工业时代以来，西方社会一直被“工作伦理”所主导，这种伦理观念认为工作本身具有价值，是一种高尚且鼓舞人心的活动。它强调，无论是否有明显的收益，人们都应该继续工作，因为工作即正义，而不工作则被视为罪恶。
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工作伦理也在逐渐发生变化。一方面，消费社会的崛起使得工作和消费之间形成了一种密切的循环关系。在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的转变过程中，仅仅“拥有一份工作”已经不再是衡量一个人价值的唯一标准。鲍曼在《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一书中提到，过去，工作被视为正义的象征，但在消费社会中，一个虽然有工作但消费能力不足的人，往往被视为有缺陷的消费者，甚至被排除在社会秩序之外。
另一方面，人们对理想工作的追求也受到了一种过度“自我驱动”的影响。德国哲学家韩炳哲认为，我们正处于一个“功绩社会”之中。在这个社会中，都市年轻人的劳动已经从传统的“被剥削”转变为一种“自我剥削”。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带来的肯定性暴力，使我们前所未有地强调自我实现，反而使自由本身成为了被榨取的对象。这种对自我实现的过度追求，使得“工作正当性”的背后隐藏着个体意义感的巨大缺失。随着社会化分工的日益精细，人们越来越感到自己像是一个个渺小的螺丝钉，难以看到自己的工作在整个社会中的价值和意义。
在这种背景下，工作本身逐渐成为了一个目的，人们感到越来越迷茫。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称之为“现代工作的悖论”：“大部分人的尊严感和自我价值感与工作谋生息息相关，但与此同时，大部分人又憎恨自己的工作。”格雷伯在2013年的一篇杂志文章中提出了“ ** 工作”的概念，指的是那些功能上毫无意义甚至有害的、定期领取薪水的职业。这些工作因其无意义或有害程度之高，以至于从事这份工作的人都无法为其找出合适的存在理由。格雷伯进一步指出，世界上约有40%的工作都属于这种“ ** 工作”，它们主要集中在服务业和信息业，以白领工作为主，其核心特征是虚伪和无目标感。
尽管我们不能轻易地将某些工作贴上“ ** 工作”的标签，但我们确实可以感受到，许多原本具有价值和意义的工作正在逐渐变得“ ** 化”。例如，高校工作者在填写各种行政文书上花费的时间越来越多，医生和护士的大部分工作时间都被材料和会议所占据。这些现象都让我们不禁思考：工作究竟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谋生还是为了实现自我价值？当工作变得越来越无意义和虚伪时，我们是否应该重新审视我们的工作伦理和价值观？
逃离工位，真的意味着自由吗？
逃离工位，或许对于许多人来说，是一个摆脱束缚、追求自由的途径。但真正的自由，是否就此触手可及呢？
当下的年轻人，对于工作的选择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不再满足于传统的白领工作，而是开始尝试各种新的工作形式。有的选择做“轻体力活”，希望通过更具体的劳动来寻找生活的意义；有的则发展副业，试图将爱好转化为收入；更有的人选择成为数字游民，探索现代工作的新可能。
然而，这些新型的工作模式也并非完美无缺。许多年轻人在摆摊、做自由职业时，虽然短暂地获得了心灵的宁静，但却难以获得满意的薪酬和医疗保障。一位从营销公司离职的年轻人就表示，体力劳动并不能解决他的“精神内耗”。
同时，随着灵活就业的兴起，各种自由职业平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然而，现实情况是，自由职业并不意味着真正的“自由”。许多自由职业者面临着收入不稳定、工作机会有限的困境。即使是像UP主这样的网络红人，也会因为内容生产带来的收入不足而宣布停更。
那么，逃离工位是否真的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呢？事实上，彻底逃离当代生活可能代价巨大，也几乎不可能。一位曾选择出家的女生在体验了四个月的清静生活后，最终还是回到了北京，因为她无法割舍房贷、宠物、男朋友和艺术展等现实生活的牵绊。
面对这样的困境，我们或许可以从拓宽对工作的理解开始。除了薪资回报外，工作成就感、展现自己的机会等因素也同样重要。好的工作应该是一个让你感到兴趣和意义的工作，是一个合作性的工作，也是一个对别人有用的工作。
此外，我们也应该尝试用更宽广的视角来定义自己。与其过分关注工作带来的物质回报和社会地位，不如关注自己内心的需求和生命的价值。正如格雷伯在《毫无意义的工作》一书中所说，人们在死后，曾经的存在都会被浓缩在曾付出和收获的爱之中。
因此，逃离工位并不是万能的解决方案，也不是唯一的选择。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工作的意义和价值，寻找那份让自己感到真正自由和满足的工作。同时，我们也要学会在生活中平衡各种需求和价值，让生命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