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明考古之三星堆遗址

搬砖泱夏 2024-04-16 20:28:05

三星堆遗址

位置:中国四川省广汉市城西南兴镇

年代:约4700年前

点评:中华文明的孤旅

三星堆重见天日

地处川西平原的广汉市,美丽富饶,历史悠久。在广汉市城西约8千米的地方有一个叫“三星”的村庄,在村子的北面有一条清澈的小河,叫“鸭子河”。鸭子河自西北向东静静地流淌。紧挨着鸭子河,还有一条宽达十米的大河,那就是马牧河。在马牧河的南岸原来有三个高高的黄土堆,这就是驰名中外的“三星堆”。

河流穿越千年风沙,湍湍流逝。鸭子河、马牧河见证了古蜀国沧海桑田的变迁。在马牧河的北岸有一高出地面、两头尖、中间弯,如月牙状的地带,这就是与三星堆遥遥相对的月亮湾。三星堆与月亮湾隔河相望,相依相偎,素有“三星伴明月”之美誉。这里也被称为广汉的“风水中心”,震惊世界的“三星堆”就是在这里被发现的。

1929年2月的一天,春天的原野生机勃勃,月亮湾的农民燕道诚在宅旁挖水沟,准备安放水车。燕道诚的儿子燕青保正在卖力地挖着,突然“嘭”的一声,锄头磕在了石头上,泥浆飞溅。燕青保没有在意,继续挖着,过一会儿,“嘭”,又是一声闷响,震得他虎口直发麻。燕青保弯腰扒开泥土,一个白色玉石环呈现在眼前。燕道诚闻声赶来,跳入沟中,与儿子一起轻轻撬开了石环,一大堆光彩夺目的玉石器出现在他们眼前。父子二人完全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虽然不懂得这些文物的价值,但本能告诉他们,这是宝贝。于是他们赶忙把石环盖好,并盖上泥巴。

当日深夜,燕家五口趁着夜色全部出动,悄悄前往挖掘宝物。他们清理挖出的玉石器达三四百件之多,有璧、璋、琮、圭、珠、斧等。当燕道诚将这些宝物拿去变卖时,古董商人震惊了。燕家地里有玉器的消息不胫而走,许多人闻风而来,从此拉开了三星堆遗址考古的序幕。

燕氏父子在变卖那些玉石器的同时,也不忘送一些给当地驻军旅长陶宗凯。陶宗凯乃一介武夫,对古董没有什么研究,他找到了当时在华西大学地质系任教的葛维汉,请他帮忙鉴别,来自美国的葛维汉先生对古董颇有研究,看到这些玉器,他眼前为之一亮,他初步认定这些玉器是周代礼器,乃稀世珍宝。谁也没有想到如此精美的玉器竟然出现在西南地区!

1934年葛维汉先生与华西大学的教授组成了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队,奔赴广汉市三星堆。考古队在发掘的过程中,发现玉器、石器、陶器等稀世珍宝600多件,迈出了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的第一步。回到成都后,葛维汉专门整理出了一份考古材料,名为《汉州发掘简报》,这是历史上第一份有关广汉古蜀文明遗址的考古发掘报告。在文中,他写道:“在四川古墓中发现的珍贵文物,大约为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器物。”其先见卓识,令人惊讶与感叹!

20世纪50年代初期, 为配合宝成铁路作设、考古学家再次来到月亮湾进行考查。在采集了大量石器和陶器标本之后,他们初步确定该遗址可能是西周时期的古遗址。 1963年,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冯汉骥带领他的学生来到了月亮湾的高地上,冯教授认为这里极有可能是古代蜀人的“都城”。后来的考古发掘逐渐证明了冯先生的推测。

在经过了多次发掘与多年研究之后,1986年三星堆遗址发掘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在那个炎热的夏季,考古队员耐着酷暑,悉心探索。突然,一点黄色的物体从黑色灰渣黯淡的颜色中跳了出来。 大家屏息凝神,再用竹签和毛刷清理下去, 一条金色的鱼纹清晰地显露了此来,接着又看到了鸟的图案。很快,一条雕刻着纹饰、弯弯曲曲的黄金制品露面了。“这恐怕是古蜀王的金腰带吧?”带着这一疑问,大家加紧了手头的工作。“金腰带出现了!”喊声震惊了在场的所有人。

待到物品完全出土,人们发现,这不是一条腰带,而是1米多长的一个金权杖。金杖上的人物刻像为圆脸,嘴呈微笑之形,头戴“玉冠”,是一个身份极为特殊的人物。他与头像共刻在金杖上的鱼、鹰图案,组成一幅典型的“象形文字”,它极有可能表达的是带有王者之气的人。人们猜测这是古蜀世系表中所记载的蜀王,后来,金杖上刻的图案经过仔细辨认。正好是“鱼凫王”三个字,也就是说该金杖的主人应该就是“鱼凫王”。

考古人员顶着酷暑继续奋战,一具具神奇的面具、一件件晶莹剔透的玉器、一件件闪闪发光的金器离开了它们沉睡了几千年的泥土。

考古人员对一号和二号祭祀坑进行了全面发掘,青铜立人像、黄金面罩、青铜神树等大批国宝横空出世。专家们经过研究,断定三星堆遗址至少是古代蜀国的都城之一。至此,发掘工作有了突破性进展,一下子使3000至5000年前的古蜀王国真真切切地呈现在人们面前。对于几无文字记载的上古蜀国,这一发现成了破译神话传说的“密码”。

三星堆遗址的发现震惊了世界,被史学界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遗址陆续出土了大量的珍贵文物,包括青铜神树、青铜立人像、金杖、金虎、玉瑗、玉珠等。包括“七大千古之谜”在内的有关三星堆出土文物的许多重大学术问题,至今仍是难以破译的未解之谜,留待专家、学者们继续研究、探讨。

青铜与黄金编织出的奇迹

三星堆两个大型祭祀坑的发现,上千件国宝级重器破土面世,震惊了世界。英国《独立报》撰文说三星堆的发现“比有名的中国兵马俑更非同凡响。”在三星堆出土的所有器物中,青铜器与黄金器物最引人注目。造型奇特的青铜朔像不仅在中国古代文明史上非常罕见,在东方乃至整个世界艺术史上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被誉为“铜像之王”的青铜立人像在二号祭祀坑出土,总体高度将近3米,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最高的青铜立人像。这尊巨大的青铜立人像无论是从其面部表情、身体动作,还是从衣着纹饰来看,都体现了浓厚的宗教色彩。根据考古学家的猜测,他可能是三星堆古国的蜀王,担任着整个王国军政、祭祀、祈祷的神圣职责,拥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大立人出十时已经断成了两半,考古学家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把他复原后,发现他穿着一件华丽高贵的长衣,考古学上称之为王服。前裾过膝,后裾呈燕尾形,很像今天西方人穿的燕尾服;王服上还绣着飞翔的凤鸟和阴森的兽面纹,似乎是为了刻意营造出一种神秘气氛。

西汉时的蜀人扬雄说,古蜀人的衣服很奇怪,是“左衽”,青铜大立人的服饰即是左衽,证明扬雄所言非虚。服饰史上,“衽”指的就是衣襟,左衽也就是说开口是朝左的。其实古代西南地区的民族,普遍有领口开口朝左的习惯。中原地区的古人服饰,几乎都是开口朝右的,这其中比较典型的是汉族的服饰,陕西秦始皇陵兵马俑的服饰就是统一右衽的。因此,左衽与右衽也成为考古学家辨别古人身份的重要依据。

从正面上看,青铜立人穿着一件“燕尾服”。不过,让考古学家意外的是,从侧面看上去,他竟然层层叠叠穿了三层衣服:最外面是华丽的外衣,中间的衣服反而是最长的,最里面的内衣是最短的,燕尾形其实是中衣的下摆,而不是我们熟悉的像藏尾服一样拖在最外面。

这样奇怪的搭配在中国服饰史上是一个特例,一般我们熟悉的服饰都是外长内短的,缘何三星堆人的服饰恰恰相反,是外短内长的?以我们现在的眼光看来,这是一种奇怪的搭配。有人说这套王服是蜀王祭祀祖先、神灵时穿的古老法服,想要引起的是一种虚无缥缈的感觉。三千多年前,古蜀王可能正是穿着这件雍容华贵的王服,频频出现在古蜀国的重要场合。

在这两座祭祀坑中, 考古人员还发现了一种奇特的“不死”神树,或者被叫做“通天”神树。这是一种用青铜制作的树。其中最大的一棵高近4米,由树座、主干和三层树枝组成,造型奇特,装饰精美。令人称奇的是,在每个枝头都站立着一只青铜鸟,栩栩如生。除此之外,在树座下面还跪着三个背朝树干的人像,他们的表情威严庄重,使神树显得更加神圣。这棵青铜树是目前世界上发现时代最早、形体最大的植物形青铜器。据推测,后世兴起的“摇钱树”很可能是在青铜神树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有学者认为这种青铜器物受到西亚、中亚文化的强烈影响。

除了青铜器之外,在三星堆出土的文物中黄金器也非常耀眼。青铜金面人头像就是其中的代表。该器物由铜头像和金面罩两部分组成。人头像为圆头顶,面部带着面罩至头顶,面罩上又铸出和金面罩相同的轮廓线。倒八字长眉,杏核状丹凤眼,蒜头鼻,鼻梁较短,阔口,闭唇,宽方颐,长条形耳廓,耳垂有一穿孔,青铜人头像金面罩紧密闭合。造型、大小均与人头像相同。

光彩夺目的蜀域文化

三星堆古蜀墓群的发现,揭开了蜀文化研究的新篇章。蜀文化从距今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晚期兴起,为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涂上了一层瑰丽的色彩。举世闻名的广汉三星堆遗址,是目前面积最大的蜀文化遗址。三星堆遗址的发掘表明,“以小平底罐、高柄豆、鸟头勺等器形为代表的这类文化遗存,在川西平原是自成体系的一支新文化。”古蜀先民创造了光辉灿烂的蜀域文明,三星堆文化是其鼎盛时期的杰出代表。

三星堆的发现震惊了国内外学术界。它的发现与长期以来人们对巴蜀文化的认识大相径庭,甚至有些地方是完全不同的。它的发现也验证了古代文献中对古蜀国记载的真实性。传统上认为古代巴蜀地区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地方,属于蛮夷文化,而三星堆遗址的发现证明它应是我国商周时期前后一个重要的诸侯国,它的文化以其独特性对周边地区产生巨大影响。蜀域文化的高度发达,甚至改变了人们直以来以黄河流域为中华文明发祥地的一元史观。三星堆遗址打开了我们了解四川地区,甚至是我国西南地区历史文化发展的大门,让蜀域文化成为中华文明里一颗璀璨的明珠。

三星堆遗址的发现也是世界考古史上的重大发现,它改变了人们对古代历史和文化的认识。世界考古学界公认,古文字的解读与破译属于重大的科学难题。当前在世界范围内完全没有被解读破译出来的古文字只有几种,其中就包括三星堆出土的这些符号。我们目前不仅无法破译文字,就连一些文物本身,考古学界以前也是前所未见的。

三星堆遗址内存在三种面貌不同但又连续发展的三期考古学文化,即以成都平原龙山时代至夏代遗址群为代表的一期文化,又称“宝墩文化”;以商代三星堆规模宏大的古城和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为代表的二期文化;以商末至西周早期三星堆废弃古城时期为代表的三期文化,即成都“十二桥文化”。

在三星堆二期文化中,青铜文明的自身化特点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并且其影响范用也出了传统的古蜀国分布的成都平原,扩散到陕南地区和江汉平原等地。同时青铜文明也融合了中原夏商文明及长江中游地区、陕南地区文明的优秀成果,创造出了光彩夺目的蜀域文化。

来源:《中国文明考古》(刘永升 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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