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匹夫

编辑/匹夫

雷蒙德·威廉斯是20世纪中期以后英语国家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评论家，同时也是英国文化史上的一位开山鼻祖，他被称为"二战以后英国最具才华，最受欢迎，影响最大的"社会主义小说家"。

在其最早的几位学者中，威廉斯首次引入葛兰西的“领导力”这一思想，使其对英国的“领导力”这一思想形成了一种对其进行了有益的补充，从而开创了一种全新的“文化”模式。

本文从威廉斯“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放在了探讨文化客体和社会之间的联系上，而这些工作正是他一生都在与马克思的谈话中所做的。”

“文化”这个观念在威廉斯的所有著作中都有体现，比如《文化与社会》、《漫长的革命》、《马克思主义与文学》、《写作文化与政治》等他的重要著作的标题。

威廉斯从“语义史”的角度审视了“一种新的生命形态”，对文化理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威廉斯仔细地研究了“文化”这一术语在意义上的演变。从语源学上讲，英文中“文明”一词起源于大自然，其本义为“耕作”，表示人们对庄稼的生长进行调控，而这些词语就是由“文明”这个词衍生出来的，用来描述人们的行为。

但是，从18世纪起，随着产业革命这一在人类历史上出现的一次重要的社会变化，“文化”的意义也慢慢地改变了，它变成了一个与大自然分离，拥有多种意义的单独的概念。

威廉斯在其《文化与社会》中将其定义为五个方面：首先，它是一种“思想的一般状况或习俗”；二是“在一个整体的社会中，一般的人类认识的发展状况”；三是“一般的美术形态”；四是认为“人的精神，物质组成的一种完整的生命形态”。

另外，“文化”这个词的另一层意思是：这个词往往会引起敌意，使人感到迷惑。其实，威廉斯的“五重意义”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第一，它是对人类精神、心灵等普遍存在形态的精神结果的一种文化概念；

二是对“物质”、“精神”、方面的认识。所以，文化既是一种社会团体在一定的历史过程中，对人们的精神进行的一种社会构造，也是新的生产方式、新的工业的反应，也是新的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反应，还与各种新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有关。

因此，“文明”一词，从最初的意念状态，或知识，或道德，或风俗，变成了一种与“人”的日常行为模式。

由此，威廉斯又重新确立了“文化即“整个”的生命形态”这一新的文化观点，并一直在威廉斯的思想中，着重指出了文化与社会经济，政治，制度，风俗等生命形态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威廉斯重新定义了“文化”这一概念，体现了威廉斯对“经济决定”这种“历史决定”的否定，而这种否定正是他和葛兰西“远程”谈话的思想依据。

在马克思的传统理论中，文化是一种上层建筑，是一种受经济基础约束的消极反应。

葛兰西的政治思想中，领袖权力观念是一个重要的思想。葛兰西以其特有的方法认为，近代以来，统治阶层维护自己的统治，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以武力与强迫为特点的“统治”方法；二是葛兰西将“领导权”模式称为“智力与伦理变革”，它以赞成为主要特点。

在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里，人们通常只在非常危急的时候使用前一种方法。在大部分常态下，使用领导权力的频率高于使用武力。

领导这个理念表明，一个经济阶层对另外一个经济阶层的支配，并不只是因为其在经济和材料方面的实力，更多的是因为它在文化方面的优越性。

它可以通过权说被统治阶层，使其同意他们的信念系统，并将他们的社会、文化和道德等价值观凝聚起来。

所以，“领袖”这个词也可以被直译为“文化领袖”。葛兰西关于领导权力的强烈的“以文化为核心”的观点，与威廉斯的“领导权力”的观点不谋而合。

所以，威廉斯投靠葛兰西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威廉斯并非对葛兰西的理论进行了全部复制。

威廉斯重新确立了葛兰西关于“领导”的理论，并将其作为一个中心观念来理解和掌握一个文化动力的进程。

威廉斯认为：在历史上，领袖地位被界定为“在政治领域，特别是在世界范围内的支配地位”。马克思把“支配”的关系延伸，具体地说就是“统治阶层”。

葛兰西提出了“领导权力”这一思想，这对于马克思的文化观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转变”。威廉斯认为：“领导力”是一种全新的理念，其覆盖范围甚至超过了过去曾有过影响力的“文化”与“意识形态”。

“领导力的超脱”是因为它突出了这种与权利分布状态和权利效果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整个社会进程”。“人”只能从一个抽象的角度来看，“人”可以确定和创造自己的整个生命，“财富”的不公平，“力量”和“身份”的不公平，“权力”的不公平。

因此，葛兰西认为需要确定主导因素和从属性”，“正是由于确定了这一进程的整体性，使得领导权力的观念的观念、信仰的意识系统起到了决定作用，它不仅是一个观念、信仰的意识系统，也是一个由各种具体的主导意义和价值现实构成的生命的、完整的社会进程”。

所以，“领导权力是一个生命的含义和价值观系统，同时也是一个结构化的过程，而且，在经验化的过程中，往往表现出互补的力量。”

领导给了大部分人一种真实的感觉，一种绝对性的感觉，这是一种现实，一种超越了现实的东西，大部分人都不能在他们的大部分生命中采取任何行动。

这就是说，在最强烈的含义中，领导力是一种“文化”，而这种“文化”则应该被认为是某种特殊阶层之间的一种生活的支配与附属的联系。

威廉斯认为，与传统的文化和思想体系相比较，领导的理念有两个明显的优势：一是，领导和服从的理念，与先进的社会结构和管理方式非常相似。

例如，可以是在近代的资本主义中进行真正的民主投票，也可以是在当代生命的“闲暇”、“私人生活”这样具有当代价值的范畴。相对于传统的“领导”理念，“领导”的理念更加具体，更加积极。

第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将其视为一种文化传统和一种文化惯例）。而且，在运用“领导权力”这个词的时候，往往会将这个词的概括性地概括起来，从而导致“领导权力”成为一个“单一的、静态的、抽象的”，因此，“领导权力”与陈腐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并无二致。

威廉斯主张：我们应当认识到：“现实中的领导总是一个进程，而非一个体系和一个组织。这是一个由经验，关系，行为组成的一个真实的混合物，具有具体的，变化的张力和约束。领袖地位并不是单一的。

此外，“领导权力决不能只是一种支配地位，而是要经常更新，重新创造，保护，修正。但与此同时，社会又经常遭到反抗，限制，变化，以及挑战，而这根本就不是社会本身的压力。

由此，威廉斯提出了“一种领导力”而非仅仅“领导权”，以及“某种主导”而非仅仅“主导”。前者是实践的，具体的，动态的，而后者是固化的，抽象的。

从扩大后的政治和文化层面来看，所有真正的领袖都属于这种类型，虽然从其界定来看，领袖永远都是占主导地位，但决非普遍或独占。矛盾永远不会少。

无论何时，一个人的生活中都有一种重要的东西，一种替代的东西，一种与它发生冲突的东西。

这就需要引入“对抗型领导”与“替代型领导”这两个具有现实持续性的实践要素。换言之，无论哪个时期、哪个社会，“领导权”都始终是处于统治位置的，然而，同时又潜伏着失去统治位置的“对抗型领导”，并滋生着企图占领新统治位置的“替代型领导”。

这种以“意识形态”为中心的僵硬的领袖地位，常常会忽略或者孤立这种替代与对立。

要实现领导力的持续胜利，就必须对其进行持续的压制和改造，并让其与自身进行配合。

在这个动力的作用下，领导力决不能简单地被视为一种支配的文化的扩散，而应当尤其关注对领导力产生质疑与挑战的替代与对立。

威廉斯的“领导力”这一观念带有强烈的“竞争”意味，它与“对抗”、“替代”等因素的相互作用，共同组成了一个复杂的、动态平衡的、不断变化的文化进程。

文化的复杂，既表现为其不断演变的进程，又表现为其对社会属性的界定，更表现为其与各种要素的相互影响与相互影响的动态性。

威廉斯还用“三种文化”模型对领导权力的动力机制进行了阐述。第一类是“主导文化”，即“在任何一个社会中，在任何一个特定时期，都有一个中心的行为，意义，价值体系。”

占支配地位的社会大众，既是社会大众的需要，又是社会大众的要求，是社会大众追求的目标。这就是领导权力的具象与实质；“残余文化”则是“虽然已经存在，但是仍然在这个文化进程中发挥着作用的要素”。

他们不但对历史具有影响，对现实也具有影响。残留的文化中，既有历史遗留下来的理性成分，又没有在现代的发展进程中占有一席之地。

通常来说，残留的文明与主流文明之间总是有一段距离，然而主流文明不会让过多的残留的经验和做法存在于自己的外部，否则会对自己构成危险。

所以，在很多时候，一些残留的文化成分和表达方式会被主流的文化所吸收。例如，信仰的文明就是一种残余，但其一些价值观（例如，社会制度）可以融入到一个更大的共同体之中；

农村的思想虽然反对工业化，也基本上属于“剩馀”，但它的“消遣”作用却可以被纳入；而王权的遗存亦可作为一种独特的政治与文化职能而加以吸纳。

但在这种情况下，主流的“吸收”并不意味着“吸收”的彻底，在“吸收”的过程中，残留的某些对立的“意义”与“价值观”仍能在“吸收”的压力下得以维持。这两个对立元素“象征着人类的经历，愿望和成就，而过去，它们都是被忽视，被贬低，被反对，被压制，甚至被彻底否定的。”

他们会在某些时候出现，从而对占统治地位的文明造成某种影响，或者在某种程度上将其瓦解

综上所述，三大文明一直都有收纳与反收纳、压抑与反压抑的冲突，这些冲突都是领袖与反领袖的冲突。

威廉斯通过“三种文化”这一学说，对领袖权力争夺的一个动力的进程作了一个更为全面的阐释，同时也是一个与各团体的利益相适应的重组进程

参考文献

[1]新马克思理论辞典

[2]化与社会

[3]葛兰西的霸权概念辨析

[4]马克思主义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