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汉二年（前99年），汉朝一个叫李陵的将军在和匈奴的战争当中不幸战败。战败之后，这个李陵被俘投降了。
而李陵投降之后，满朝官员都在汉武帝面前痛骂李陵。大家一致认为，李陵的投降让汉朝彻底蒙羞了。然而当大家一致痛骂李陵的时候，却又有一个人站了出来替李陵进行辩护。这个人就是当时负责记录历史的太史令司马迁。“群臣皆罪陵，上以问太史令司马迁，迁盛言：‘陵事亲孝，与士信，常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有国士之风。今举事一不幸，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蘖其短，诚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輮戎马之地，抑数万之师，虏救死扶伤不暇，悉举引弓之民共攻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士张空拳，冒白刃，北首争死敌，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然其所摧败亦足暴于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当以报汉也。’”然而，不久后去迎接李陵的公孙敖无功而还，“陵在匈奴岁余，上遣因杅将军公孙敖将兵深入匈奴迎陵。敖军无功还，曰：‘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单于为兵以备汉军，故臣无所得。’上闻，于是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诛。陇西士大夫以李氏为愧。”“后，汉遣使使匈奴，陵谓使者曰：‘吾为汉将步卒五千人横行匈奴，以亡救而败，何负于汉而诛吾家？’使者曰：‘汉闻李少卿教匈奴为兵。’陵曰：‘乃李绪，非我也。’李绪本汉塞外都尉，居奚侯城，匈奴攻之，绪降，而单于客遇绪，常坐陵上。陵痛其家以李绪而诛，使人刺杀绪。大阏氏欲杀陵，单于匿之北方，大阏氏死乃还。”同时，因为司马迁替李陵辩护，以“欲沮贰师，为陵游说”被定为诬罔罪名。诬罔之罪为大不敬之罪，按律当斩。最后花钱减刑为腐刑。
李陵事件让司马迁遭遇了自己人生当中最重大的打击。但是在这之后，司马迁却并没有彻底消沉下去，反倒是化悲痛为力量，全身心投入到写书的工作当中。后来，司马迁就写出了《史记》这本书，成了不朽的传奇。
有关司马迁的这个故事，相信很多人都比较熟。绝大多数人读这个故事的时候可能也都是抱着同情的态度。但是对于司马迁的完整人生，很多人可能就不太清楚了。
司马迁的事情其实还得从他的家世开始说起。司马迁的祖上其实一直非常显赫。当年替秦国开辟巴蜀之地的那个司马错就是他的八世祖。
白起
后来，在整个战国时期，司马家其实一直都很显赫。司马迁的六世祖，也就是司马错的孙子，当年还曾经做过白起的副手。后来白起被赐死的时候，他也被一起赐死了。
再后来，到了秦朝统一天下之后，司马家虽然稍稍有些衰落，但依然还是秦朝的高层家族。不过秦朝时期司马家的衰落，倒也不是坏事。因为后来秦朝灭亡之后，很多秦朝高层家族都被秦朝拉去陪葬了。而司马家因为衰落了一些，没人注意他们家，反倒是得以逃过一劫。
就这样，经过秦末汉初的乱战之后，到了汉朝，司马家开始成了汉朝的大臣。传了四代之后，就传到了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的手里。司马谈是一个非常好学的人，专注于历史方面。所以后来，司马谈就成了汉朝的太史令，成了专门记录历史的官员。
因为有这样的家世，所以，从出生那天开始，司马迁就和史官这个职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这里多说一句，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上，史官是一个特别另类的职业。在古代封建王朝的统治下，几乎所有职业，或者说所有官职，理论上来说，都得受皇帝的指挥。唯有史官不一样。
史官的职责就是公正地记录历史。哪怕是君王或权臣本人不喜欢，史官也必须秉笔直书，皇帝也不能干涉史官的记录工作。但同时，这种特殊的身份也注定史官除了记载历史、观象测时、修订历法之外，不可能有其他太多权力。而且，如果遇上一些特别不讲道理，非要插手历史记载的统治者，史官还得随时准备死。像著名的“崔杼弑其君”的事情就是这样。“齐棠公之妻，东郭偃之姊也。东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吊焉。见棠姜而美之，遂取之。庄公通焉，骤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赐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为崔子，其无冠乎？’崔子因是，又以其间伐晋也，曰：‘晋必将报。’欲弑公以说于晋，而不获间。公鞭侍人贾举，而又近之，乃为崔子间公。夏五月，莒子为且于之役故，莒子朝于齐。甲戌，飨诸北郭，崔子称疾不视事。乙亥，公问崔子，遂从姜氏。姜入于室，与崔子自侧户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贾举止众从者而入，闭门。甲兴，公登台而请，弗许；请盟，弗许；请自刃于庙，弗许；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听命。近于公宫，陪臣干掫有淫者，不知二命。’公逾墙，又射之，中股，反队，遂弑之。晏子立于崔氏之门外，其人曰：‘死乎？’曰：‘独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归乎？’曰：‘君死，安归？君民者，岂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岂为其口实？社稷是养。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昵，谁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将庸何归？’门启而入，枕尸股而哭。兴，三踊而出。人谓崔子：‘必杀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叔孙宣伯之在齐也，叔孙还纳其女于灵公，嬖，生景公。丁丑，崔杼立而相之，庆封为左相，盟国人于大宫，曰：‘所不与崔庆者。’晏子仰天叹曰：‘婴所不唯忠于君，利社稷者是与，有如上帝！’乃歃。辛巳，公与大夫及莒子盟。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因为只要他们不听话，就会被杀。而如果听话，记载错误的历史，则会遗臭万年。
史官
因为这份工作的特殊性，导致在汉朝之前，真正有能力而且愿意去做这个工作的人其实并不算多。真正有能力做这种工作的人，大可以去选择其他一个权力更大，油水更多的工作。所以，在古代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有一些真正有信仰，只愿真实记录历史的人才会成为史官。
司马家就是这样的人。
司马谈做了几十年的史官。在职期间，虽然没啥权力，但是却很热爱这份工作。再加上汉朝强大的国力，让他可以更好地搜集研究更多的先秦史料。所以后来，司马谈就写了一个《论六家要旨》，详细阐述了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的学问宗旨。
干完这个活之后，司马谈又觉得，自己或许可以做得更多一点，还可以写一部贯穿数千年历史的“通史”。在此之前，史官记录历史的时候，往往就是记载某年某月，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至于说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到底是怎么回事，史官们往往不会记载。
但是显然，想要写这样一本内容翔实可靠，时间贯穿数千年的通史，这个工作肯定非常困难。尤其是在当年那个年代，大家写书都用竹简。想要查阅资料，自然就更难了。
所以，司马谈干了一辈子，也就只是准备了一些资料，然后写了极少一部分内容。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司马迁出生了。
司马谈
司马迁出生的时候，他爹还没当上史官！直到司马迁十多岁之后，汉武帝才设置了太史令这个官职，然后征召了司马谈去长安上任。所以，在司马迁他爹离开之前，司马迁已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而且是他爹亲自教的，历史功底非常足。
据说“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这个成绩，在当时其实是挺不容易的。
而后来，当司马谈去了京城任职之后。因为京城那边情况暂时不明，所以司马迁并没有直接跟过去，而是继续在老家耕读传家。直到几年之后，随着他爹在京城那边站稳了脚跟，这才让司马迁过去。
这个时候，司马迁已经快二十了。所以接下来，司马谈就给了自己儿子一些盘缠，让他自己出去游学。“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夫子遗风，乡射邹峄；厄困蕃、薛、彭城，过梁、楚以归。”
就这样，等到司马迁再次回到长安的时候，他已经成了一个阅历非常丰富的人。而这一路的经历也成了他日后写《史记》的重要来源。
其他史官写史书，多半只是单纯地记录历史，或者从前朝史料当中摘抄。但是司马迁不一样，很多地方，司马迁是真正去过的！很多历史上真实的人物，司马迁也真的见过！
司马迁
而当司马迁转了一大圈，再次回到京城的时候，他爹已经给他安排好了仕途。此后，司马迁正常入朝为官，做了一个郎官。“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莋、昆明，还报命。 ”这也就是为什么司马迁后来写西南地区的时候，同样写得非常详细的原因。因为西南那边，司马迁自己真的去过。
不过，等到司马迁从西南回来的时候，他爹就不行了。“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皆不得与从事，故发愤且卒。而子迁适使反，见父于河洛之间。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
既然老爹有这样的遗憾，那么接下来，司马迁自然要替自己的父亲完成这个心愿。而且，司马迁也觉得，做这样一个工作，确实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而接下来，司马谈去世之后，史官这个工作还是得有人做。汉武帝觉得，司马家确实很适合做这个工作，于是就让司马迁接班，成了新的太史令。
就这样，于公于私，司马迁都有了写《史记》的动力。所以接下来，司马迁除了日常工作之外，就开始全力准备写《史记》了。
司马迁
因为身在京城，接下来，司马迁可以接触到更多的历史资料。同时，司马迁还能见到很多重要历史人物的后人。然后就可以从他们的口中，得知当年的历史真相。
就这样，在司马迁35岁的时候，他爹没了。此后的几年里，司马迁开始重新整理他爹留下来的一些资料，准备开始写史记。
然后，太初元年（前104年），也就是司马迁41岁的时候，汉朝又发生了一件事。正是这件事，让司马迁真正开始动笔了。
那一年，汉武帝觉得汉朝的历法似乎有点问题，所以就下令让人重新修订历法。在古代，修订历法这个工作，往往也是史官来做的的。因为只有史官才比较清楚历史，然后才能根据历史推导出合适的历法。“汉兴，方纲纪大基，庶事草创，袭秦正朔。以北平侯张苍言，用《颛顼历》，比于六历，疏阔中最为微近。然正朔服色，未睹其真，而朔晦月见，弦望满亏，多非是。 至武帝元封七年，汉兴百二岁矣，大中大夫公孙卿、壶遂、太史令司马迁等言‘历纪坏废，宜改正朔’。是时御史大夫儿宽明经术，上乃诏宽曰：‘与博士共议，今宜何以为正朔？服色何上？’宽与博士赐等议，皆曰：‘帝王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明受命于天也。创业变改，制不相复，推传序文，则今夏时也。臣等闻学褊陋，不能明。陛下躬圣发愤，昭配天地，臣愚以为三统之制，后圣复前圣者，二代在前也。今二代之统绝而不序矣，唯陛下发圣德，宣考天地四时之极，则顺阴阳以定大明之制，为万世则。’于是乃诏御史曰：‘乃者有司言历未定，广延宣问，以考星度，未能雠也。盖闻古者黄帝合而不死，名察发敛，定清浊，起五部，建气物分数。然则上矣。书缺乐弛，朕甚难之。依违以惟，未能修明。其以七年为元年。’遂诏卿、遂、迁与侍郎尊、大典星射姓等议造《汉历》。乃定东西，立晷仪，下漏刻，以追二十八宿相距于四方，举终以定朔晦分至，躔离弦望。乃以前历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岁，至于元封七年，复得阏逢摄提格之岁，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太岁在子，已得太初本星度新正。姓等奏不能为算，愿募治历者，更造密度，各自增减，以造《汉太初历》。乃选治历邓平及长乐司马可、酒泉候宜君、侍郎尊及与民间治历者，凡二十余人，方士唐都、巴郡落下闳与焉。都分天部，而闳运算转历。其法以律起历，曰：‘律容一龠，积八十一寸，则一日之分也。与长相终。律长九寸，百七十一分而终复。三复而得甲子。夫律阴阳九六，爻象所从出也。故黄钟纪元气之谓律。律，法也，莫不取法焉。’与邓平所治同。于是皆观新星度、日月行，更以算推，如闳、平法。法，一月之日二十九日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先藉半日，名曰阳历；不藉，名曰阴历。所谓阳历者，先朔月生；阴历者，朔而后月乃生。平曰：“阳历朔皆先旦月生，以朝诸侯王群臣便。’乃诏迁用邓平所造八十一分律历，罢废尤疏远者十七家，复使校历律昏明。宦者淳于陵渠复覆《太初历》晦、朔、弦、望，皆最密，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连珠。陵渠奏状，遂用邓平历，以平为太史丞。”
对于后世来说，司马迁修订的这个历法，其实主要有两个影响。第一，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完整文字记录的历法，而且还把二十四节气完整收入到了历法当中。这对于后来中国农历的发展以及古代耕种的意义，是极为重要的。第二，在这部历法颁布之前，汉朝一直以十月为岁首。而这部历法颁布之后，汉朝就开始以一月为岁首了。简单来说，之前汉朝是十月份过年，过完年之后就是新的一年了。但是司马迁写完这部历法之后，汉朝就开始在正月过年了。所以，中国人在正月过年这件事，也得感谢司马迁。要不是司马迁，现在估计就得十月份过年了。
司马迁
另外，因为司马迁改了历法，所以改历法的这一年其实有十五个月！所以这一年，估计也是中国历史上最长的一年了。
修订历法这件事对司马迁本人来说也很重要。因为自此之后，他就顺便把《史记》当中很多有关历法方面的内容直接写出来了。所以从这一年开始，司马迁正式开始写《史记》了。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就在司马迁开始动手写书五年之后，历史上就发生了那场“李陵投降事件”。当时司马迁之所以要为李陵求情，其实还真不是他收了李家的好处，或者和李家有什么特别深厚的交情，完全就是他自己书生意气，觉得李陵确实很可怜而已。
但问题是，这件事后来把司马迁自己给折进去了。
在当时那个时代，宫刑其实比死刑更让人生不如死。因为这会让人面子很难堪，会让人心里出现阴影。而司马迁作为一个骨鲠文人，之所以愿意接受这样的刑罚，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还没完成《史记》。
为了完成这部伟大的著作，他必须得活下去。
《史记》
就这样，大概又过了八年之后，司马迁终于写完了这本著作。《史记》全文一共五十二万六千多字，在当时那个用竹简写书的年代，这个文字数量已经是一个天文数字了！
比如说，同时代的那位著名的东方朔，在给汉武帝的推荐信里就曾经写过，自己之前读过44万字的书。读过这么多字都已经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就了。那么写五十多万字，在当时那个年代真的是无法想象的成绩了。
完成这部著作之后，司马迁在史书上就没有任何记载了。后人猜测，他应该是在后元二年（前87年）的时候去世。至于去世的地点和原因，历史上就真的没有记载了。
这就是司马迁的一生。
司马迁的一生基本上就是和《史记》划等号。他一生最高的成就就是写了这部《史书》。自此之后，这本书成了二十四史之首。而且，后来几乎所有的正史都采用了司马迁记载历史的这种纪传体的记录方法，来写后面的历史。所以后来，司马迁也被称作“东方历史之父”。因为后来的史官都是按照他的方法来记载历史的。
至于说司马迁在后世的地位为什么会那么高，除了《史记》的地位之外，其实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文化需求。
《史记》
这事得从《史记》的流传开始说起。
司马迁写完《史记》之后，这本书其实并没有马上开始流传。毕竟，当时没有印刷术，一本五十多万字的竹简书籍想要复制起来，其实也很困难。而且，司马迁也怕自己把书拿出来之后会被汉武帝毁掉。所以这本书写完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其实都是司马迁他们家的家学，一直被束之高阁。
司马迁有一个女儿嫁给杨敞。杨敞在汉昭帝刘弗陵时曾官至宰相，与司马迁之女生二子：大儿子杨忠，小儿子杨恽。“恽母，司马迁女也。恽始读外祖《太史公记》，颇为《春秋》。”
在当时那个时代，其实还有一个隐藏历史背景，那就是“石渠阁会议”。
简单来说，汉武帝时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然后开始推行察举制。而察举制推行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汉朝官方对于制定教材，以及考什么的问题，一直存在很大争议。直到后来经过多年发展之后，大家才决定考四书五经。
而到了汉宣帝在位时期，汉宣帝为了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就召集了全国的大儒，开始讨论这件事。也正是在这场会议上，大家确定了汉朝考什么的问题。简单来说，就是要考儒家学问，考章句之学。
杨恽
在这场会议开始之前，杨恽就已经把《史记》拿出来，分享给天下了。在这之后，大家逐渐发现：司马迁的历史观和儒家的很多观念高度重合。
这其实也不是一个巧合。
因为汉朝的儒家学说已经不是最初的儒家学说。而是“外儒内法而济之以道”，融合其他诸子百家之后的儒家学说。
这条文脉，或者说这条思路，其实是发源于战国时期的大儒荀子。荀子有一个学生张苍做了汉文帝时期的丞相。张苍有一个学生叫贾谊，他制定了西汉上百年的国策；贾谊的思路，影响了董仲舒，他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然后，司马迁早年曾经求教于董仲舒，算是董仲舒的学生。
所以，司马迁的历史观其实深刻受到了这条文脉的影响。他写出来的历史自然也就符合了这条文脉的学问宗旨。所以再后来，当西汉彻底确定儒家考什么之后才会忽然发现：司马迁写的历史非常符合儒家学问的需求。
比如说，在儒家学说当中，三皇五帝都是特别英明的。尧、舜、禹这三个人都是真正的明君。但是从现代考古发现来看，这些上古明君其实也有过发动政变或者夺权的可能。晋朝的盗墓贼不准发掘出来的《古本竹书纪年》就记载了所谓“禅让”的虚假。但是在司马迁写的《史记》当中，他们就是真正的明君。
《史记》
所以，《史记》这本书符合后来儒家的学问宗旨。如此一来，儒家自然会大力推崇这本书，让大家都去看这本书。因为看完这本书之后，大家就会觉得，原来历史就是这样的。
因为儒家的大力倡导，所以后来，这本书就成了后世史学的源头。而后世的那些史官也都是学儒家典籍长大的，他们长大之后自然也都是儒家思想。他们研究历史的时候，自然也会用司马迁的这套方法。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司马迁崇高的地位，其实也是后世儒家不断捧出来的。当然，哪怕拿掉所有的装饰和吹捧之后，司马迁依然还是一个伟大的人，《史记》还是一部伟大的书。
一个人愿意用自己的一生去记录历史，就算遇到困难，也会百折不挠，只为留给后人真正的历史……这样的人，哪怕千年万年之后，依然会受到大家的崇拜。而那本《史记》也会成为真正的“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