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贺怡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将姐姐贺子珍接到了天津，姐妹二人准备一同前往北京定居和工作。
就在姐妹二人准备动身时，康生派人到天津对贺怡说：
“如果将贺子珍带回北京，我就开除你的党籍。”
历史就是如此捉弄人，贺子珍定居北京之事就此作罢，直到三十年之后，贺子珍才如愿来到北京居住……
1979年初，经亲家孔从洲提议，邓小平亲自批示，贺子珍最终被提名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可是此事的办理过程却颇为坎坷。
全国政协常委办理此事时，发现根本找不到贺子珍的任何资料和档案，贺子珍这位参加过秋收起义的老革命，竟然成了“黑户”。
然而，贺子珍对革命功绩是不可磨灭的，经过5个月的努力，贺子珍终于恢复了名誉，并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听到这一消息，贺子珍激动地说：“感谢党，感谢同志们。”
这一年秋天，中央派飞机将贺子珍接到了北京，并安排贺子珍住进了301医院，贺子珍想要定居北京的愿望实现了。
贺子珍抵达北京之后，在女儿和女婿的陪同下参观了毛主席纪念堂，瞻仰了毛主席的遗容。
参观毛主席休息室时，贺子珍斜靠着毛主席坐过的藤椅，双手遮住面庞，泪水就从她的指缝中涌了出来。
等到参观结束，贺子珍返回了301医院，并从此在北京住了下来，这一住就是两年时间。
在北京生活期间，贺子珍看着北京充满朝气的景象，打算长期定居北京，与女儿李敏一家生活在一起，可惜这一愿望没能实现。
1981年5月，贺子珍的病情稳定下来，在组织安排下，她被送回上海养病，贺子珍又住进了湖南路262号家中。
然而，贺子珍回到上海没多久就再次发病，被送入华东医院治疗，这次发病以后，贺子珍再也无法回家，只能长期住在医院。
哥哥贺敏学收到消息，十分担忧贺子珍，于是让自己的女儿到医院照顾贺子珍，但是贺子珍的病情仍时好时坏。
1984年4月15，贺子珍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持续不退的高烧，始终威胁着贺子珍的生命安全，医生用遍各种退烧药都没有效果。
为了防止发生意外，医生将贺子珍的情况上报给了组织，组织立即联系了李敏和贺敏学，向两人通报了贺子珍病危的消息。
当时，李敏同样处于发病中，得知母亲病危，李敏急得直喘粗气，差点心脏病再次发作，好在孔令华在一旁照顾，才使李敏转危为安，懂事的孔东梅也安慰李敏说：
“妈妈，你别担心，姥姥一定会好起来的。”
到了上海华东医院，李敏顾不上听医生说明母亲的病情，直接赶到了母亲身边，并俯身轻声呼唤母亲。
恍惚间，贺子珍慢慢地睁开了双眼，由于此时的贺子珍已经说不话，她只能动动嘴唇回应女儿的呼唤。
看到母亲神志清晰，李敏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她贴近贺子珍耳边说：“妈妈，我们过来看您了，您好些了吗？”
贺子珍再次动了动嘴唇，又对一旁的医生眨了眨眼，李敏明白母亲的意思，母亲这是说救自己的人是医生。
李敏立即站直了身子，然后郑重地向医生道了谢，然后握住母亲手说：“妈妈，你现在感觉哪里不舒服？”
贺子珍用不清晰的语气回复道：“我…肚子痛。”
就在母女二人说话之时，贺敏学和妻子李立英走进了病房，贺子珍看见兄嫂，吃力地说道：
“哥哥。嫂子，这一次，我好像真的不行了”
李立英连忙安慰贺子珍说：“没事的，大姐，上一次也是这样，慢慢就会好起来的，不要担心。”
李立英的这番话应了验，在随后的两天中，贺子珍精神好了许多，体温也降了下来，所有人都以为贺子珍康复了。
随着病情的好转，贺子珍心情大好，说话也清晰了不少，每当李敏一家或贺敏学一家来到医院探望，她总要说个不停。
李敏一家过来时，贺子珍高兴地说：“是不是你们都怕我不行了，所以都过来了。”
说完，贺子珍又转过头，交代照顾自己的护士给小冬梅搞些吃的。
等到贺敏学一家到来，贺子珍像是诉说遗嘱一样，对哥哥说道：
“我有个要求，希望能够得到组织批准，这是我生平第一回提要求，也是最后一回，我死了以后，能不能我把葬在北京？我想离毛主席近一些。”
面对妹妹请求，贺敏学流下了眼泪，他安慰妹妹说：
“子珍，你是对革命有贡献的，又与毛主席同甘共苦生活了十年，我相信组织一定会批准你的要求。”
听哥哥这么一说，贺子珍既高兴又激动，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贺敏学哪里知道，这其实是妹妹去世前的回光返照。
4月18日夜晚，贺子珍的病情骤然恶化，连续两次出现高烧的症状，医生们虽然通宵抢救，但是仍回天乏术。
第二天下午，贺子珍告别了人世，这位饱经沧桑的老人还是离开了。
贺子珍去世以后，贺敏学根据贺子珍的要求向中央提了建议：“贺子珍同志是归中央管的干部，组织关系在北京，女儿和女婿也在北京，希望将她的骨灰安葬在八宝山公墓，由中央来决定放哪一室。”
起初，贺敏学的建议并没有得到回复，因为上海市委坚持将贺子珍的骨灰安葬在上海龙华烈士墓园，争论的报告最终被提交到邓小平手中，邓小平看过报告，直接下达了两道命令：
“贺子珍同志的骨灰可以存放到八宝山公墓一室；她的追悼会，我们中央的领导都要送花圈过去。”
贺敏学收到邓小平的批示后，激动地说：“小平同志是了解贺家的，党中央没有忘记我们贺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