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七年（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后，走向了军国主义的道路，后来欧美殖民主义者侵占中国领土，日本见状，也对中国虎视眈眈起来，于是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日本挑起了侵略李朝和中国的战争。

由于清政府的软弱妥协，清军在牙山战败，眼看战火就要烧到中国境内，李鸿章派兵支援李朝。同年9月17日，时海军提督丁汝昌在完成护送援军返回旅顺的途中，在鸭绿江大东沟黄海海面上和日本军舰相撞。

当时中国军舰有10艘，日本军舰12艘，看似双方旗鼓相当，但战斗刚一打响，丁汝昌就被日军击中，身受重伤，军舰的帅旗也被日军击落，军舰的桅杆被击塌，舰上的炮弹也所剩无几，一时之间，部队失去指挥，乱作一团。

这时“致远”号管带邓世昌站了出来 ，主动负责起指挥舰队的任务。

邓世昌是广东省番禺县人，年幼时亲眼见过外国人残忍杀害中国人的场景，当时就迸发出强烈的爱国思想。14岁时，他就考入了福州船政学堂学习，期间，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很优秀，毕业后，他分别担任了“海东云”、“振威”、“镇北”、“扬威”等管带，光绪五年（1879年），他调到北洋舰队，担任“致远”号管带。

邓世昌平时生活很简朴，做事情专心勤勉，也很爱护手下，所以很受手下的爱戴，这次他挺身而出也很服众，因此，在这次海战中，北洋军舰的官兵表现得格外英勇。日军的军舰伤亡惨重，其“松岛”“吉野”“比睿”“赤城”“扶桑”“西京丸”等战舰损伤严重，伤亡数百人。

邓世昌

致远号在邓世昌的指挥下冲在了最前面，但也因此伤得最重，最后致远号上的弹药已经全部耗尽，可看着试图侵略中国领土的日本军舰，邓世昌狠下心，让人开着致远号撞上了日军的主舰——吉野号，想要和它同归于尽。可当时致远号的速度追不上吉野号，最后被吉野号发射的鱼雷击中，邓世昌和舰上的200多名官兵壮烈牺牲。

经历了5个多小时的战斗后，北洋水军伤亡官兵约800人左右，失去了5艘战舰，只余下“镇远”和“定远”两艘主战舰还算完好，修整过后依然可以使用。此后，北洋水军退回了旅顺，避战保船，日本海军趁机就夺走了黄海的制海权，甲午海战此次大战就此告落。

而那艘沉入黄海海底的致远号直到100多年才被发现，2014年，国家文物局水下遗产中心在丹东的黄海海域发现了甲午战争中沉入海底的船舰碎片，并将他们名为“丹东一号”，有人认为这就是当年的致远号，但还没有证据。

随着国家文物局经过一个多月的持续打捞，在黄海打捞起的100多件文物，终于找到了一组破解“丹东一号”身份的重要证据，考古人员将打捞上的碎片拼接后，在光线的照射下，人们终于看见了中间“致远”字样的繁体字，这为确定致远号提供了关键证据。

根据考古人员的介绍，致远号和靖远号当年是由英国公司设计制造的，船上配备的餐具都是特别定制的，在餐具底部中央印有“致远”和“靖远”的字样，这就为锁定致远号提供了有力证据。

致远号

而他们又在一个单独放置的盒子里发现了一门鱼雷引信，根据资料记载，当年致远号分别在首部、尾部和司令塔的位置各装了一门鱼雷，而这一枚鱼雷刚好就是在尾部发现的。

后来考古人员又在英国纽卡斯尔市一家叫做泰恩威尔的档案馆中，找到一套叫做“中国巡洋舰舵机设计图”的原始图纸，这套图纸总共有7张，分别用红、蓝、黑三种颜色标注军舰船舵机上的各项数据。

数据具体到舵柱直径，还对舰型、舱室布局等有细致的描述，泰恩威尔档案馆海事历史部原负责人、英国海事历史学家伊恩・怀特介绍，“建造编号是每艘舰船的专有标志，一般标注在船台、船身钢板、设计图、造价表等处，而这些图纸确定是致远号和靖远号无疑。”

而根据找到的碎片，可以确定这就是当年在黄海海战中沉没的致远号，在甲午海战中最大的一场战役中，致远号的管带邓世昌为了掩护我方军舰，开着致远号撞向敌军的主舰吉野号，在距离吉野号一公里的地方爆炸。最终在航海海面东经123度34分，北纬39度32分沉没，全舰200多名官兵除7名被救以外，全部壮烈牺牲，包括管带邓世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