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网络和手机的时代，从报纸上看到一则笑话，记忆犹新：一个厅长退休之后，非常失落和压抑，成天唉声叹气，吃不好睡不香。老伴看在眼里急在心上，知道他这是“问题出在退休上，根子还在没权上”。

于是想出一个办法，每天在电视报上，把要看的节目圈好，连同菜单一起夹在文件夹里，奉上请他审阅指示。厅长大悦，每天作出详细认真的批示，乐此不疲，不再唉声叹气，饭也吃得好了，觉也睡得香了。

其实每个官员，尤其集权国家的官员，下台之后都会产生这种强烈的失落和压抑。别说一个小小的厅长，就是赫鲁晓夫这样的高级领导，也不能免俗。1964年10月，赫鲁晓夫突然被剥夺一切职务软禁在家里之后，竟然成天哭个不停。

当赫鲁晓夫的一个孙子，在学校里被校长问起爷爷退休后都在干些什么时，回答是“我爷爷在家里哭”。多年后在被问及同样问题时，赫鲁晓夫家庭厨师的回答也差不多：“他坐在家里哭，一直哭。”

美国作家陶伯曼在《赫鲁晓夫全传》中说，赫鲁晓夫退休后的第一天早晨，就非常消沉，吃了安眠药还是一夜未眠，早饭几乎没有动一下。

退休之初的赫鲁晓夫，很像抑郁症患者，最常做的事情，是在别墅内的空地上来回踱步，一言不发。

据赫鲁晓夫之子谢尔盖回忆，退休之初，赫鲁晓夫总是唉声叹气重复着这些话：“我的政治生命已经结束了，只有人民需要我，生命才有意义，但是现在没有人需要我了，生命也就毫无意义。”

熬过了下台初期的极度不适之后，赫鲁晓夫渐渐摆脱了抑郁症，一度热衷摄影和打理花园。他还经常走到附近农场的地里，对着农民表现出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渴望提出他高瞻远瞩的农业建议。他甚至用望远镜，监视地里干活的农民，每当有负责人出现时，就急忙赶过去提意见。

与此同时，他对勃列日涅夫的施政严重不满，比如苏军1968年镇压捷克“布拉格之春”，1969年发生的中苏珍宝岛冲突，动辄扬言“如果是我当政，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以显示他比勃列日涅夫高明。实际上，1956年他也曾下令出兵匈牙利，中苏交恶的始作俑者就是他本人。

不过，赫鲁晓夫也有反省，曾经最爱的《真理报》，在他眼里成了一文不值的垃圾，竟然每天偷听起他当政时，特别指示要防范干扰的两个“敌台”——美国之音和BBC。

偷听敌台的同时，赫鲁晓夫还从小儿子谢尔盖那里，得到了几本“禁书”，这些书都曾经被他宣布为反动书籍。当他看完帕斯捷尔纳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之后，颇为惭愧和感慨：“我们不该禁止它，里边并没有什么反苏言论。”

随着了解的真相越来越多，赫鲁晓夫决定忏悔过去所做的一切，开始撰写回忆录。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赫鲁晓夫亲笔撰写的回忆录，就像被他当年禁止出版的《日瓦戈医生》一样，也被苏联当局宣布为禁书不得出版，甚至要求他立即停止回忆录的撰写，并交出已经完成的手稿。

赫鲁晓夫不得不拿出当年干革命搞地下工作的机智，从偷听的敌台中获得海外线索，在很多当年被他收拾和批判过的“持不同政见者”的帮助下，与克格勃斗智斗勇，像帕斯捷尔纳克成功将《日瓦戈医生》偷寄到意大利出版一样，成功将手稿偷寄到美国出版。

赫鲁晓夫甚至成了反动集会的召集者，各路不同政见者、艺术家、导演，都成了他家的座上宾。赫鲁晓夫从一个勃列日涅夫的批评者，发展成为一个苏联体制的异议者。

1971年9月11日，赫鲁晓夫去世，苏联各大媒体集体“默契”，既没有发讣告，也没有公布葬礼时间和地点。赫鲁晓夫没有获得其他苏联最高领导人一样的待遇，葬入克里姆林宫红场墓园，而是葬在了新圣女修道院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