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继制是古代一种很常见的制度，尤其是在名门大族中。当家族中的某一脉后继无人时，可以从其他脉系中过继一个或几个孩子来继承香火。过继出去的孩子就改变了身份，再称呼亲生父母的时候就得叫叔、伯、叔母、伯母了。因此，如果要过继，一般都会选择孩子还小、没什么记忆的时候。
西汉时期的名将霍去病，因为其英年早逝，唯一的儿子霍嬗也早夭。为了避免霍去病的香火断绝，他的弟弟霍光将自己的两个孙子之一霍山过继给了霍去病。此后，霍山就应该尊霍嬗为父，尊霍去病为爷爷；称他的亲生父亲霍禹为叔父，称亲爷爷霍光为叔祖父。
在皇室中也是如此，历史上甚至不乏皇子被过继为郡王、亲王之子，清朝时期康熙帝、道光帝都做过这样的事情。过继出去的皇子日后会继承郡王或者亲王的爵位，与皇位再无关系。
然而，还有一种特殊情况。那就是上一任皇帝没有子嗣或子嗣早夭，以至于出现没有皇位继承人的情况，那就需要从皇室的其他支脉中选择合适的人选来继承皇位。
在宋朝就曾出现过这样的事情。宋英宗赵曙本非皇子，只因宋仁宗赵祯的儿子都早夭了，所以他才能当上皇帝。
按理来说，既然赵曙已经做了皇帝，那就是被过继给了宋仁宗，自然要尊赵祯为父。
既然如此，宋英宗为何还会和大臣们争论谁是自己父亲的问题？而且究竟有什么原因，竟然让他们争论了一年半的时间？
皇帝无后导致皇位没有继承人的问题，自古有之。发展到宋代时，已经有了较为合理的解决办法，但是这种办法如果使用不当，也会产生新的问题。
为了避免国家在皇位交替之际产生动荡，当朝皇帝如果久未生子，或者皇子早夭之后，一般都会从各个王府中选择一个合适的孩子，带入皇宫中当做皇子来培养。
宋英宗赵曙儿时就是这样的情况。宋仁宗长子早夭，其后生的孩子都是女儿，于是便把濮王赵允让（宋仁宗堂兄）之子，三岁的赵曙接入了皇宫，由皇后抚养。但是到赵曙七岁的时候，宋仁宗又有了亲儿子，于是又把赵曙送回到了濮王府中。
无独有偶，濮王赵允让当初也有这样的经历。当初宋真宗赵恒的长子去世后，赵允让也是被接到了皇宫中；但是后来宋真宗有了亲儿子，又把赵允让给送出了宫。
这种“需要我的时候把我当宝，不需要的时候把我当草”的态度，让赵曙对皇室的好感特别有限。而且父子两人都有这样“被送回”的经历，可想当时周围的言论恐怕对濮王府并不友好。
窃以为，一个孩子如果已经过继给了你，那就应该当做自己的孩子去抚养，哪怕有了自己的孩子也是一样。
清末的明朝李鸿章就是这样。他早年没有儿子的时候，他弟弟把自己的一个儿子李经方过继给了他。后期李鸿章虽然有了自己的孩子，但李经方一直都是他家里的长子，从未改变。当然，李鸿章的爵位后来还是他的亲生儿子继承的。
皇室中也可以采取这样的办法啊。小孩子既然已经入了宫，那就当做皇子来养呗。有了亲生儿子之后，你当然可以让亲生的去继承皇位，但这也并不妨碍皇宫中多一个皇子啊。
赵曙在皇宫中做了四年的皇子便被送回濮王府，在濮王府和自己的亲生父亲活了二十多年，想不到宋仁宗的儿子又没了，仁宗自己也快不行了。于是，赵曙都三十岁了还要去给另一个人做儿子。哪怕那个人是皇帝，哪怕日后可以继承皇位，赵曙也是不乐意的。
在接到又让他当皇子的消息时，赵曙谎称生病，多番推辞，拒绝入宫。但是宋仁宗不接受他的推辞，赵曙胳膊扭不过大腿，只能入宫。
半年后，仁宗逝世，赵曙继位，但这个皇帝并不好当。他“学习”当皇帝不过半年时间，治政业务尚不熟练；而且，曹太后（宋仁宗的皇后）也不是一个甘心安居后宫的人。
赵曙上位后，无法对抗以曹太后为首的一干大臣，只能称病不朝，而曹太后则垂帘听政，掌握大权。直到赵曙继位之后第二年，在部分朝臣的支持下，他才得以亲政。
赵曙亲政后，便想要为自己的亲生父亲濮王上尊号。这个提议在当时朝堂内掀起了轩然大波，前后经历了十八个月也没有定下来，最终只能草草收尾。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下这场被称后世为“濮议”、关于亲情和礼法的大辩论。
“濮议”是一场发生在分别以宋英宗和曹太后为首的两批人之间，关于宋英宗应该称呼他的亲生父亲赵允让为皇考（“考”是去世的亲的意思，叫皇考就是叫爹）还是皇伯的争论。
宋英宗这边自然是皇考党，主要人员是韩琦、欧阳修等掌握实权的臣子；曹太后那边则主要是司马光、吕诲等谏官和言官。
事情是宋英宗这边先发起的。英宗亲政半个月后，宰相韩琦便上疏，提议应该给宋英宗的生父，即濮王赵允让一个尊贵的称号。
这个提议震惊了群臣。宋英宗这才亲政多久，就建议他尊崇生父，这简直是在怂恿英宗否定先帝宋仁宗的政策啊！
宋英宗见朝堂群臣、尤其是谏官们反对激烈，而且此时先帝去世才一年多，很多老臣都是先帝时期就在朝为官的，于情于理，此时心中自然都会偏向于宋仁宗。
所以宋英宗并不着急，他下旨说这件事情等仁宗大祥（去世两周年）祭典之后再议。
时间很快过去，仁宗的大祥祭典结束后，韩琦又提出他的《中书请议濮王典礼》，而英宗则顺水推舟，让礼官们讨论应该给濮王一个什么名号。
这个意思已经很明显了。如果英宗不想尊其生父，那完全没必要还让群臣大张旗鼓地讨论，提高一些待遇、追封一个国公之类的称号也不会有人说什么。英宗既然废这么大力气让大家议论，自然是想要将濮王追尊为皇考的。
但是谏官可不管你皇帝什么想法，他们这些儒生儒士，最重规矩，也只讲规矩。司马光直接上书，不仅直接指出英宗已经过继到了仁宗这一脉，所以自然应该以仁宗为尊；而且点出了英宗之所以可以继承皇位，正是因为他的身份发生了变化，如果要尊濮王为父，那他继位的合法性就会失去。
英宗没有看到自己想要的答案，心中并不满意。于是欧阳修粉墨登场，斥责司马光的言论没有主次，分不清重点，让他们讨论英宗应该如何称呼濮王赵允让的问题。
这次礼官们还是那么“不懂事”，讨论的速度很快，但是结果还是不能让英宗满意。因为礼官们讨论的的结果是，英宗应该称呼生父濮王为“皇伯”。
见此情形，欧阳修又写了一份奏疏，这次直接将英宗的意图点明了，直接建议追尊濮王为“皇考”。而且眼看在朝臣中占不到上风，欧阳修提出要扩大讨论的范围，让文武百官都参与进来。
但是英宗以及掌握实权的这些大臣们可能已经忘了“人言可畏”的道理。那些谏官、言官或许没什么做实事的能力，但是引经据典、站在道德的高位上夸夸其谈一点问题都没有。
很不幸，宋朝时期，这样的官员很多。尤其是一些中下层的官员、民间的读书人，无论是想求名还是求利，都想借此机会发发言，露露脸。怎么露脸最快？难道是顺着那些大人们的意思说吗？当然不是，一定要和他们对着干，这样才能显示出我辈读书人不畏强权、敢于直言的风骨。
英宗他们怎么也想不到，原本在小范围内讨论还有人支持的局面，在大规模讨论后，他们彻底落入了下风。来自于中下层官员和民间的议论彻底将英宗他们的意图贬斥得一塌糊涂，想要叫自己生父为“父”的英宗以及支持他这么做的那些官员们仿佛突然变成了什么十恶不赦的人，口碑急转直下。
在这样的环境下，哪怕有一些支持英宗的人也不敢发声了，生怕也被扣上什么大帽子。
时事不利，英宗只好亲自出面，宣布暂时搁置对这件事的讨论，日后再议。这份举动，差不多已经相当于默认失败了，但是对方并没有见好就收。
曹太后一方在大义和舆论上都稳稳占了上风，于是谏官们又多次给英宗上疏，言辞一次比一次强硬和激烈，从催促英宗应该尽早定下对濮王的称谓，到批评英宗不尊礼制、不孝先帝及太后，最后还暗示英宗如果执意不听劝阻，那就会大失名誉，有损圣名。
而英宗的回应便是沉默，也只能是沉默。可能很少有皇帝会像宋朝的皇帝一样憋屈，自赵匡胤两次“杯酒释兵权“后，便大大加强了文臣在朝堂中的地位，尤其是一些要名不要命的谏官，甚至会以死谏谏死为荣。
有这样的风气本来是好事，可以监管皇帝不去做一些过分的事情。但是当这一批人的“口剑”威力过大，不仅可以监管皇帝，甚至能够左右朝臣、影响民间舆论的时候，好事也就变成了坏事。
这件事情就这么慢慢拖了下去，一直拖到欧阳修等人没了耐心。他们想到，那群谏官只是能动动嘴皮子而已，真正有影响力的人还是太后。于是奈何不得言官、但手里掌有实权的欧阳修等人便想办法“说服”了太后，让太后同意英宗称濮王为皇考。
而言官们对此结果自然不会善罢甘休，他们虽然无法左右朝政，但想要搞臭一个人的名声还是很简单的。欧阳修在文学史上是一代大家，但是他和韩琦、包括英宗，在宋朝历史上的评论可都不怎么样。
这种打嘴仗、搞舆论的事情，是司马光、吕诲等谏官、言官最喜欢和最擅长的，他们往往可以引经据典，从各种角度给予对手全方面的打击。但是就像他们做不了什么实事一样，在宋英宗这件事上，他们也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英宗这个皇帝，不是他自己吵着闹着要当的，也不是他多么主动去争取的，而是被没有子嗣的宋仁宗、曹太后硬生生塞过来的。
或许这也是生在帝王家的一种无奈，不做皇帝，身不由己；做了皇帝，还是身不由己。
